古官场旧俗：每逢年节官员需先上师爷居室拜年

在中国封建官场上曾经出现过一帮人，他们虽是文人，但却掌握着一般文人难以掌握的、在科考中也不可能涉及的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他们虽无官职，但却是地方行政团队中身居幕后的二号人物;他们参政而不主政，佐治而不主治，服务到位而不越位，这就是被人们称为师爷的一个社会群体。

师爷是幕友、幕客、幕僚的俗称，由于他们是明清时代由地方主官私人聘请的辅助自己处理公务的人员，不占政府编制，与地方主官不构成统属关系，所以也称西宾或西席。明万历富达注册年间曾任礼部尚书的绍兴府山阴人朱赓首开延聘绍兴同乡为书吏的先例，他利用职权聘用许多绍兴籍书吏，这些书吏互相牵引，互为党援，形成了“书吏绍兴帮”，随后，此风便逐渐兴盛于全国各地官衙，到了清代便达到了“无绍不成衙”的程度。由于来自浙江绍兴的师爷遍布全国各州县大小衙门，一个庞大的绍兴籍师爷群体便开始形成，于是一个专门的称谓“绍兴师爷”就不胫而走。也许正是由于绍兴人具有精细严谨、善于谋划的特点，适于当师爷，所以，绍兴籍师爷特别多，而且干得相当出色。这种鼎盛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清末，那时由于政府事务较前纷繁，地方主官即“幕主”也没有能力承担众多师爷的酬劳，湖广总督张之洞一改私聘师爷的做法，改由公费支出委任官员入幕，“幕友”逐渐为属正式官吏的幕员所代替，直至民国初这个在中国官场上活跃了长达300多年的独特的师爷群体才趋于衰亡。在这支庞大的绍兴师爷队伍中，多数人又出自于绍兴县北面的安昌镇，据说200年间由此出去的师爷不下一万之众，所以安昌又被称为绍兴师爷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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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爷按其职能可以分为刑名、钱谷、书启富达注册、账房等许多种。各衙署幕友人数视事务繁简而定，一般县置均在两名以上，其中处理刑事、民事案件的刑名师爷最为重要。由明入清，特别是清代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法律体系，从顺治到同治的200多年间，已成文的律法已有1800多条，一般科举出身的官员没有经过专门学习是根本无法掌握的，而且，审案还需要专门的刑侦、解剖等知识，这让这些科考入仕的文人更是一窍不通。但是，司法审判偏偏又是朝廷考察地方官政绩的头等大事，他们不得不延聘精通此道的刑名师爷来协助处理。刑名师爷于是也就成了各级官衙操纵生杀大权的关键人物。位列其次的是钱谷师爷;这是因为财税也是考量一个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方面，所以钱谷师爷手中也操控着官员的去留和升迁，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根据政务需要起草上呈下达的文稿是书启师爷的职责，每逢过年过节或是上司有婚丧嫁娶事宜之时，他们还负有致函贺吊之责。再有就是负责银钱出入和礼尚往来的账房师爷。

在官场上，师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非官非吏，不占政府的编制和财政支出，是一支编外队伍，却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帮派势力;他们虽然没有明确的官职，却是各级官衙中的二号人物。这些特殊性决定了师爷必须具备一些特殊的生存智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掌握好人际关系中的分寸感，在和上级官员、下级衙役、同乡师爷、地方财富阶层的交往中不断权衡，不断寻求权力空间，他们堪称是方法论的商手。而在所有这些人际关系中，最敏感的是师爷和官员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师爷和官员是“亦师亦友”的关系，然而，八股出身并无多少管理经验的新任官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必得倚重师爷的才智，必须对师爷有所忌惮。因此，当时官员设宴，师爷不到场不准举筷子就成了一种习俗，以至于每逢年节总是官员先上师爷居室拜年，师爷随后予以回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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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因如此，人们对绍兴师爷的印象似乎并不太好，每当说起他们的时候，口气中也总不免流露出些许不屑，似乎官场上的所有馊主意都是出自师爷之口。毫无疑问，在这么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中，确实有些奸刁乖巧、以刀笔杀人的败类，据说杨乃武与小白菜这桩历史冤案就是一位何姓富达注册师爷捣的鬼。俗话说，行有行规，道有道规，师爷这一行业也有它自己的职业道德，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幕道。据说，做这一行首先要求在人品上要立得住，清廉正直，不受贿赂以害无辜，更要精通业务。师爷的职业道德归结起来共有五条，第一，“立心要正”，就是必须心存正直，做事不存私心;第二，要“尽心尽责”，从公而言，师爷是为国家做事;从私而言，是为主官效力，于公于私都应该忠心耿耿。第三，要“尽官敢言”，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要是有利于公事有利于主官，不管对方愿不愿听，都要敢说。第四，要“勤事慎事”，不但要勘于办事，不偷懒，而且要审慎从事，不草率下结论。第五，就是“不合则去”，如果主官不听劝告，执意做贪赃枉法之亭，就不能与之同流合污，应该拂袖而去。

正是这最为特别的最后一条，注定了师爷的一生必定与颠沛流离、生活凄苦相伴终身。在封建官场上，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个正直的师爷往往要不断地辗转于一个又一个衙门之间。一生为幕50载，其所著《秋水轩尺牍》堪称后代幕学的教科书的安昌著名师爷许思湄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富达注册

按照清代官府的规定，师爷必须回避本乡本土，到外省外府去工作，因此，许思湄只能离妻别子，飘零在外，一个人住在狭窄的衙门内院儿，在这样的夜晚，他曾经叹道，“天涯浪迹，顾影自怜，探我行囊，帷有清风明月尔”。他为人刚直不阿，对于官场的种种丑恶不时予以抨击，却每每不得志，在他所著的《秋水轩尺牍》中，他这样描绘自己的生活：“为幕半生，辗转万里，惟留半担琴书，一肩风雨，做东西南北之人。”鲁迅先生曾经为绍兴师爷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绍兴师爷的箱子里总放着回家的盘缠，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绍兴师爷傲岸自尊的丹气。

在安昌的师爷博物馆内陈列着一套迄今为止包括律例、成案、责例、公文、书信、告示以及钱谷账册在内的最完整的清代幕业资料，总共约有200万宇，全都是由一人用毛笔抄录而成，他就是光绪富达注册年问的绍兴师爷孙云章。由于师爷的，授受、推荐依赖的是同乡和父兄家传等近亲繁殖的方式，为了让自己的儿孙辈学有所凭，干好师爷这一行，孙云章用30年的时间笔耕心织，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从中人们不难看到绍兴师爷为儿孙考虑的殷切之心，同时也不得不佩服绍兴师爷所具备的一丝不苟的精细严谨的作风。正是绍兴师爷所具备的这些特点，才能在封建官场上风行了长达300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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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正进入一个发展的新时期，师爷的称谓虽然早已消失，但是它的影响犹存，只要看看当今活跃在浙江乃至全国各地的浙江籍商人的经商盛况，你就不难发现“绍兴师爷”所形成的传统和经验仍在深深地影响着浙江人。他们往往活跃在如今的企业家周围，以“外脑”和“咨询专家”的身份参与商业经营，出谋划策。他们有文化，有强烈的参谋意识，从他们身上不难发现“现代师爷”和“绍兴师爷”之间的天然联系。可以说属于师爷的生存经验和文化性格确实被他们这一部分人继承了下来并被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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