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达娱乐|稿费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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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了,这期间中国发生了怎样巨大深刻而令人瞩目的变革,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有切身的感受。也许角度不同,也许获益参差,但每一个人都应该不会否认:改革开放给自己、给家庭、给国家带来了各种机遇和变化。

作为一个在报刊工作了30余年的编辑,同时作为一个出版过超过20部书的写作者,更会有发自内心的感慨。不必谈微博、微信、公众号、电子版网络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等等带来的巨大变化,单从稿酬的变迁也真的是令人感慨良多!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家是可以不必有固定工作,靠稿费生存,如鲁迅先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家也可以靠稿费生活、养家,如傅雷、巴金先生。而现在,作家或自由撰稿人更可以靠稿酬、版税生存,一个作家的版税动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收入,已经不是天方夜谭了。

但是在改革开放前的“文革十年” (1966至1976年),稿费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而被取消。在少的可怜的报刊上发表作品,是被严格划框的,所有的报刊几乎都是一种声音,文学艺术作品都要遵循“三突出”原则(突出工农兵英雄人物高、大、全),千面一腔,千篇一律,无论电影、戏剧、小说、诗歌、散文等,写作者皆无稿酬。只有当时所谓“写作班子”,可享受住宾馆免费(或象征性交极少的钱)一日三餐,但亦无稿酬。富达平台

1975年,我在《北京文艺》(《北京文学》的前身)《诗刊》发表文艺评论,那时写文章难多了。比如曾遵照编辑部指示,去写刘心武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盖着红印章的考卷》的评论,先熟读,再去刘心武在什刹海的家中采访、深谈,完稿后经编辑反复指导修改,才得以发表。编辑高进贤、邹士明二位,看我才20岁,奖励后进,送给我一些稿纸、音乐会演出票,这已是格外鼓励了。记得当时《水浒传》出版,去书店根本买不到,编辑部给了我一张购书票,真是令我惊喜莫名。那时没有写文章发表得稿酬的概念,报刊也极少,能发表文章已经非常不易,只有光荣,而无计较。那时《北京日报》也会刊载《北京文艺》每期的作品目录、作者姓名,一经刊出,必致传扬。至今仍记得《诗刊》请我去参加《毛主席词二首》发表座谈会,前辈济济,以业余作者身份叨陪,心情真是紧张、激动,印象深刻至今不忘。阎纲先生对我的书面发言颇为关注,“即之也温”,奖掖有加,由文章的行文语句还询及我的家世上辈。那个年代的业余作者,由写作得到这样的机会会由衷感到荣幸与兴奋,从来没有写文章得稿费的想法。

“文革”结束后,稿酬制度恢复,但标准很低。记得1980年左右,任中国新闻社专稿部专栏撰稿人,为海外华文报纸副刊写文史随笔,千字稿酬不过10元左右,一个月少则四五篇,多则七八篇到十多篇。给《北京晚报》写的短文稿费也不过10元上下,但在那时也已算很高的收入了。加上给全国各类报刊写稿,一个月收入不菲。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点钱恐怕不屑一顾。但那时我是一个20多岁的业余作者,每月除了工资还有几十元甚至百多元的稿费,是非常令人羡慕的。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一些报刊还常举办杂文评奖,奖金数百元至千元不等。我曾获过一次报纸杂文二等奖,除稿费外,奖金五百元,迅速购置当时名牌“天坛”书柜三架,放置宅中,左右顾盼,心中甚为自得。而现在,稿酬千字千元,甚至更高,出书版税可以获得10%,皆曾亲历。想起30多年前,一篇千字文不过几元至十几元,真是恍如隔世了。富达平台

时光荏苒,40年沧桑巨变,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物质极大丰富,稿酬标准不断提高,只要勤奋,完全靠稿费生存是可以做到的。而且,以自己的心血和劳动为读者带来精神的享受,为国家纳税,更是一个脑力劳动者的贡献和光荣吧。

稿酬的变迁,当然只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的一个小小的侧面,相比起经济腾飞、国力增强、百姓生活水平逐渐步入小康、国际地位提高、科技实力迅猛提升等等,稿酬的变化也许微不足道。但是,这确实是一个深刻的变化,也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媒体人,由亲身经历而发自内心的感慨!富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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