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达娱乐平台|万物花开 “一个人的战争”变成很多人的战争

以《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等蜚声文坛的当代作家林白，1990年代初成为所谓“女性写作”“私人写作”的代名词。而今，她的新作《万物花开》却呈现迥然相异的样貌和气质。梳理林白的写作路径，有助于我们回看近30年来的中国文学史。

主 题：林白《万物花开》新书分享会

时 间：2018年7月7日

地 点：上海建投书局

嘉 宾：林 白 作家

郜元宝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主 持：王苏辛 中信出版社编辑

主办方：中信大方、建投书局

“另一个林白”

就这样被读者普遍接受了

主持人：很多读者心中可能都有一个印象，作家有两类：一类是阅读灌溉下的，这样的作家有意识地在阅读当中训练自己的写作，训练自己对于世界的表达和分析能力；一类作家是直觉非常强的，他们不断在写作和精神成长过程中，对曾有过的感觉再次感觉，在感觉中变化，以至于他们每个写作阶段中呈现的那个自我，都非常不一样。

林白老师可能是后面这一类作家，她一开始凭借对世界的直觉在写作，在写作成长过程中，又不断对自己的直觉进行一遍又一遍的反省和检验，她所有作品呈现出来的状态是跟随自己成长的状态来进行变化，是泥沙俱下的，在一片荒野乱石中，给世界留下属于自己的那几块鹅卵石。她的作品有一种诗人作家，诗人小说的气息。富达平台

我自己会很好奇，您从一个个人的写作，写到完全虚构的这样一个表达，这中间是有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吗？

林白：有两个契机。先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了一个走马黄河的活动，请七位作家沿黄河走走，做一些田野调查，回来给出版社写一本书。当时笔记本电脑还很少有，一两万一台。出版社给每个人配了一个笔记本电脑，还给两万块钱旅费。开始觉得这个事情很划算，可以给自己的生命灌注一种全新的生机，是自己主动要去的。

结果钱领到了，笔记本电脑拿到手了，还有帐篷、睡袋、防潮垫、瑞士军刀等等野外露宿的那一套，拿到东西就开始后悔。因为我特别不会跟人打交道，跟人聊天对于我一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很愿意听人聊天，但是要我讲，从来讲不出来。原因很复杂，因为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包括母语属于广东乡下话，所以有很大的口头表达障碍。但是箭在弦上了，还是一咬牙一跺脚就去了。

田野调查，要沿途采访。不知道采访什么，自己也没有想法，于是就问最基础的问题，碰到农村妇女，就问你们家有几口人，你们家有多少地，平时种什么菜，冬天吃什么，夏天吃什么，养多少头猪，有没有人出去打工，老人怎么样，小孩怎么样，生孩子怎么生的，坐月子怎么坐，结婚的时候男方送了你什么。能想得到的都拿来问人家。我是县城长大的，外婆家是农村的，对农村还有一定的了解，也还能问得出来，最后也写了一本《枕黄记》，这是一个契机。富达平台

《枕黄记》之后，我觉得跟人聊天有一点兴趣。这个时候我们家来了一个人，这是第二个契机，就来了一个木珍，她是我家的亲戚，为我家帮忙做家务，是她自己要求来的。她天天在农村老家打麻将，不做饭也不正常吃饭，再打下去要出问题了，她要戒麻将，所以主动到北京来。

木珍来了，我就跟她聊天，越聊越觉得有趣，很多事情很有意思，我问她一点，她就说出一大堆故事，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好素材。她说到有一个“大头”，脑子长了瘤子，活不长了，整天闲逛，我就把他作为我小说的原型。

主持人：问一下郜元宝老师，您这一次看《万物花开》的感受，和以前看林白老师作品时的阅读心境上，有没有什么不同和变化？

郜元宝：富达平台林白发表作品很早，引起文坛普遍关注的，却是1990年代初所谓“女性写作”“个人（私人）写作”。她那时确实过于女性也过于私己了，但因此也被贴了标签，好像她只关心作为女性的自己，整天关起门来搞“一个人的战争”。我也被这个标签迷惑了许多年。读到《万物花开》，才彻底改变了对她的印象。

最初不是看整本书，而是写打群架的那一节，作为短篇小说发在《上海文学》上，题目叫《明亮的土铳》。我看了很惊讶，这是传说中的林白吗？根本不是什么一个女人自己跟自己的战争啊，作者的目光投向中国的荒野、乡村，投向我们熟悉的农民，以及农民的孩子所特有的看待世界的角度。后来再看整本《万物花开》，仍旧是从童年角度写农民，写中国的农村社会，当然不是照相式的，而是打上了鲜明的林白的印记。

《万物花开》2002年10月份定稿，2003年出版就上了当年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接着广为流传，不断获奖，“另一个林白”就这样被读者普遍接受了。

有了《万物花开》，林白算是把“五四”以来

中国叙事文学“内”与“外”两条路都走了一遍

郜元宝：《万物花开》标志着林白的“转型”。林白1990年代初《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等作品出来以后，带动一大批“女性写作”“私人写作”。说“转型”，难道林白以后就不写女性的私己生活了吗？当然不是，只不过有了《万物花开》，林白算是把“五四”以来中国叙事文学“内”与“外”两条路都走了一遍。

所谓“内”，是指像鲁迅《伤逝》或丁玲、萧红、张爱玲某些小说那样专注于主体内部世界的挖掘，而疏于描绘外部社会环境。说“某些小说”，是因为鲁迅、丁玲、萧红、张爱玲在专注于主观世界的同时，也有大量作品关注人的客观外部环境。这是“五四”和现代文学优秀传统内外兼修的两个侧面。富达平台

所谓“外”则相反，专注于描绘外部社会环境，而不太注意人物（尤其是创作主体本身）内部世界的探索，这主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点。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柳青《创业史》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品，可以将人物写得纤毫毕现，但作家主体绝对不会现身于作品。这样的叙事模式当然也能贡献自己的经典力作，可是如果成为压倒式的、示范性的乃至排他性的模式，就必然会引起反抗。19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界就出现了一种“向内转”的强烈愿望，竭力从政治意识形态或领导意志以及与之对应的现实图景解放出来，回到文学自身。

当时所谓“向内转”或“回到文学本身”不外三条路，一是摆脱所有羁绊，写出作家眼里的现实真相。这是“批判现实主义”加上某些现代派技法，实际上一直被悬为中国文学最高的理想，所以从1970年代末提出“新时期文学”说法的同时就不断呼吁“现实主义回归”。但实践证明此路难走，甚至是“此路不通”。

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作家在这条道路上艰难前行，留下自己深深的足迹，但结果证明也不一定完全符合初衷，从好的方面说，是拓宽了现实主义，从坏的方面看，也可以说是偏离了现实主义，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不少立足于反映现实的长篇都有这个特点。富达平台

第二条路是回到文学语言与叙事形式等技巧层面，回到个人想象层面，“先锋小说”由此勃兴。

第三条路是把“向内转”落实到主体（尤其是创作主体）的身体感觉、生活记忆、思想情感、灵魂想象，在这条路上女性作家一马当先，标明“性别”（几乎就是“女性”的同义词）“个人”“私人”的写作一时蔚为大观。1990年代初的林白就是“女性写作”“私人写作”开风气之先者，也是成就最高的代表性和标志性作家。

这三条路其实是两条路，艰难回归的真正现实主义是一条，“先锋”和“女性写作”“个人（私人）写作”合起来只能算一条，因为二者有许多重叠和交叉。1980年代后半期和1990年代大部分时间占主导的是“先锋文学”和“女性写作”，而艰难回归、艰难行进中的现实主义充其量只是一个背景。1990年代林白的写作关注女性个人隐秘世界，形式上也很先锋，甚至比先锋更先锋，这不仅因为她诗人的底子，更因为探索女性幽微晦暗的生活世界本身就非得采取先锋小说那种极端的形式试验不可。

但回到形式、回到个人、回到内心，无论相对于艰难回归的现实主义，还是相对于图解政策的现实主义，都意味着一种偏离。今天在复旦参加“广西作家与当代文学研讨会”的北大中文系主任陈晓明教授（当时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青年研究员），在1990年代初用了一个生动的词叫“逃逸”，来定位“先锋”和“女性写作”对于无论哪种现实主义的偏离。富达平台

林白以自己的方式，

给我们讲述了一个风貌神韵完全不同的乡村现实

郜元宝：这种“逃逸”或偏离之路究竟能走多远？1990年代的文学始终带着这个巨大的悬念。林白在新世纪初的“转型”，一部分就是回答这个巨大的悬念。所以我们看到，等大家都跟上来，“先锋”“女性（私人）写作”遍地开花之时，林白突然转了一个大弯。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转过来的，肯定有一种力量驱使她转这个弯。有的人不会转弯，一条道走到黑，有的人内部能量特别强大，不断突破自己，不断开辟新境界，写《万物花开》的林白就是一个典型。

林白自己说，她过去笔下那一类具有鲜明林白印记的女性在《万物花开》中不见了。其实《万物花开》也写了许多女性，但这些女性不再只属于她们自己那个逼仄幽暗的世界，而是回归到本来由众人构成的熙熙攘攘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女性，无论是我奶奶、我母亲的姐妹们，还是“王榨”村许多泼辣的女性，以及外来“跳开放”的小梅，一个个都更加立体、鲜活，和野性的乡村世界有着同一色调。富达平台

另一方面，叙述人是个叫大头的病孩，脑子里长了五个瘤，五个瘤像灵魂一样经常飞出身体之外，看到大头看到的和大头看不到的一切。这是一个全知视角的狂欢化叙事。“一个人的战争”于是变成很多人的战争。“战争”就是林白笔下的“生活”，充满太多爱与恨、欢乐与痛苦、美好与丑陋、粗糙的本能和超乎本能的神秘。比如书中着墨较多的“打群架”和“杀猪”的场面，都是各种经验的混合，内与外、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群体，都分不清楚了。

很多读者读这本书，对“打群架”和“杀猪”这两部分印象都很深刻。当然《万物花开》可圈可点之处绝不止这些，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藏垢纳污、生机勃勃的乡野生活全景图。我不知道这个叫“王榨”的乡村是你那个湖北保姆的乡下，还是糅合了你自己的广西乡下的生活记忆，还是综合了你在中国其他乡村的所见所闻？总之这是我们熟悉的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经验的综合体，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比如第一部分写监狱生活，虽然是虚构，却也触目惊心。篇幅很短，但信息量很大。后面写流浪在乡村的民间演艺团体，不仅献演的青年男女到处流浪，粉丝们也追着看他们“跳开放”，从这个村到那个村，从这个县到那个县，并不固定在一处。富达平台

总之林白以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以赵树理、柳青、周立波或鲁迅等“现实主义”作家的方式，给我们讲述了一个风貌神韵完全不同的乡村现实。从林白的气势来讲，我总觉得《万物花开》写得还不够，如果再用点力气，还可以写得更加深入和丰满一些，这样才更加符合《万物花开》这个书名给予读者的阅读期待。

林白：我总觉得《万物花开》这不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东西，就是一个语言中的乡村，是一个带有狂欢色彩，甚至带有一定乌托邦色彩、有一点封闭的，不是一个真实的乡村。

郜元宝：林白老师对“现实主义”这个词多么敏感啊！尽管我迂回地提了一下，还是被她捕捉到了，可见她平时对那个带引号的所谓“现实主义”多么反感。

主持人：我理解郜元宝老师说的现实主义，但其实林白的小说，它就是把一切接收，然后在一个全新状态下的自己，将它们释放出去。这时候，所谓的现实和不现实，所谓的反省，和未经反省的现实，都混在一起，这个混合，本身就是一种间接的“反省”。一般来说，我们说一个作家，他的反省和筛选都是说他一个人的反省和筛选，但其实林白的小说，这个东西是通过无数人的碰撞产生的。所以它构成一个很奇特的世界，是高低不平的，是正确，又是不那么正确的，在灰色地带穿行，它本身随时可以上升和下降。富达平台

我觉得就是生命，就是生命力，

因为生命最后是一个悲剧，

这个生命力需要释放，需要狂欢

主持人：那么，我也想问一下两位老师，从你们的生活经验也好、阅读经验也好，你们会觉得一个小说、一个文本，甚至说一个艺术作品，它能打动你们的那个东西、应该被视为最重要部分的那个东西，应该是什么？

林白：我觉得《万物花开》这个东西，肯定经不起社会学的分析，是一个很明亮色调下的农村民间风俗画，有一种张开的反常的东西，姑且这么说吧。表现一种生机，有很多的暴力，但不是表现它的痛感的，不是要痛彻心扉，不是那样的东西。整个的色调是比较明亮的，表现了一种生命状态，这种生命状态是向上的，是一种要生长出来的，生机是要爆发出来的，一种明亮语言之流，一种生命状态。着眼点不在于谁对谁的伤害，读者通过语言会感受到另外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不在于是不是乡村现实，有多少控诉，我不太在意。这部作品的写作，更多靠直觉，靠一股蛮力，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读，我想起码它不是一个真的现实主义的，要经受社会学的解剖的，要控诉社会，不是那样的。

郜元宝：富达平台我很理解你的意思。林白是诗人，我们读她的小说，有故事，有人物，有心理，有各种描写，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读她的小说语言。我们强调小说家的语言，其实每个作家都有语言意识，但具体来看，又非常不一样。有的作家的语言好就好在非常内敛、深刻。有些作家的语言好在非常细腻、丰富。有些作家的语言很文雅。前阵子我遇到李洱，他听说我正在研究汪曾祺，就说你真的堕落了。汪曾祺也值得研究？他那些东西是小说吗？因为是一个会议的间隙，我没跟李洱仔细讨论，不知道他的意思究竟何在。大概在李洱看来，汪曾祺是散文的语言，构不上小说的标准。小说拼的应该是叙事的迷宫效应，是另一种讲究逻辑游戏的叙事智慧，一种极致的东西。

那么林白小说和语言有什么特点呢？我看就是一种特殊的“嗨”。林白一开始叙述就“嗨”。她不能容忍不“嗨”的语言。“嗨”的语言，她说是“本能”，是“蛮力”。也许林白的力特别“蛮”，别的作家则稍微婉约，稍微节制一点？

但林白小说语言的“嗨”劲儿，可能也并不像她本人讲的那样，完全出乎本能。有本能，但也有一种驾驭本能的文学修养，或者说文学史的规则和前例。我读《万物花开》，一点不像她早期作品。她写得干净利落，甚至有一种阳刚之美。比如说，二皮叔造了五把铳，制造过程很有意思，各有各的特点。其实都是极其简陋的土铳，但林白把这些土铳及其制造过程都写得神乎其神，让每一根铳都有了生命。“打大架的日子快快来吧，让五支土铳同时放响，让大家都有用武之地，让我们的骨头嘎嘎响，让我们的喊声响彻原野，天时，地利，人和，你们什么时候能碰到一起？”富达平台

那个时代，确实有很多打架的故事值得写。这其实也是一种乡村狂欢。这确实没有你说的什么社会学含义。孩子打架，你再怎么写也讲不出什么深意来。这里面主要流淌着一种生命力，而这个生命力就通过语言的“嗨”劲儿发泄出来。好像这个只有在乡野才会有。我不知道当时上海有没有这种打群架的场面。但上海人最瞧不起“死样怪气”，可见上海人也很羡慕真正的生命力，不喜欢生命力的反面。

林白：富达平台都很疯的，老头老太太也很疯。但不是我追求的结果，它是天降下来的。《万物花开》不是我走向素材，是素材自己走向我，是天上掉下来的，为什么突然从前期《一个人的战争》，一直到《玻璃虫》，忽然变成了《万物花开》？不是我蓄意，想很久，打算创新、转型，决定要做一些改变，然后追求的结果，好像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有一点神秘的，有的时候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素材自己走向我。到了那个节点，写完《玻璃虫》了，走黄河，跟很多人谈话。之后家里来了一个木珍，这是一个文学人物，极其生动的一个人，自己整天兴高采烈的。

我觉得就是生命，就是生命力。因为生命最后是一个悲剧，这个生命力需要释放，需要狂欢。

整理/雨驿